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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余秋雨、陈忠实《孤独是生命的礼物

2019-12-08 阅读:1646

  这些人无疑是当代中国读书人中最出类拔萃的明星,但是他们却依旧跋涉在各自孤独的人生之路上。他们坚守孤独、接受孤独、理解孤独,这不仅为他们铸就了不凡的人生成就,更让他们理解了生命的线

  内容简介这些作家里有的还青春年少、亲情文章有的已是耄耋之年。然而在他们娓娓道来的文字里,无一例外地都流露出或深或浅的孤独感。

余秋雨亲情

  第一章 感谢那个爱上孤独的自己人一生,谈过最长的恋爱,是自恋只要你懂得这一点,所有的拿起与放下,都不会再变得那么沉重

  我是“租二代”,做租房客的生涯从降生便开始了。身为城市贫民,爸妈一直租房住,搬来搬去。官不修衙,客不修栈。这句话我小时一直听父亲和母亲互相告诫,在他和她忍不住想做点什么改变的时候。直到我上高中时,他们才攒够钱在近郊买了房,之前一共搬了七次。可惜我读的高中是寄宿制,因此始终无法与那间房子建立起太深厚的感情。

  截至目前,我的租房生涯也断断续续持续了七年,尚未体验过“独租”。其实,只要碰到合适的室友,只要不把“隐私”太当回事,合租并不痛苦。稍感些微不适,只要想到“每次忍耐都是在挣钱”,也就怡怡然,坦坦然,不以为意。那些微不适,来自于早晨抢厕所期间,坐上还带着别人体温的马桶坐垫,来自洗澡时看到地上两滴血迹的恶心;来自做饭时忽然发现有人用过菜刀和砧板,而且还没洗干净……

  我前三回租房是在上学的时候。租房广告在学校里到处都是,有的手写, 有的打印,联系电话都竖着写在下面,剪成一排流苏状,如揽客的纤细手指,迎风招展。第一次,我搬进一间已经住了三个男孩的单元房。一位美术系姑娘与我合租。如果一部机器需要五个齿轮一起转动,那真需要极精准的调试,才能让它们不互相妨碍。第一个星期,我小心翼翼观察屋里人们的作息时间:几点起床,如厕漱口的时间长度;是否午休,如果不午休,中午从事什么活动,是召朋友来玩《实况足球》的游戏还是跟爸妈讲长电话;下午是否出门,晚上

  同住的女生对我基本表示满意,不过一周后她也提了几点要求,头等大事是希望我每次回屋后都把插销插上。

  她睁大眼睛,对我的疑惑表示惊诧:不插门很危险!这房子里有三个男人呢!哦不对,大于等于三个,因为有时他们同学也过来洗澡、玩游戏。万一他们忽然闯进来,怎么办?

  我皱眉想了一阵,说,好吧,假设真有那种情况,你觉得一根手指头长的铁插销拦得住一群醉酒的精壮男人……

  她掀开被褥给我展示:在放枕头那个地方,贴着床头板,竟然放了一把铁榔头、一把水果刀。看见没?别怕,万一有人进来,你负责抱住腿,我用榔头爆头!

  看她得意的表情,几乎是在盼望一个相信“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冒 失鬼闯进来,给榔头喂血,让刀锋开荤,为她的抗暴女英雄生涯祭旗。那种虚拟情景被她说得越来越逼真,我叹着气,在面前舞动双手,想把那个情景挥散。嗳,当初我们既然决定了跟男人合租,就算是默认敢冒这个险……好吧,我每次会记得锁门。

  五只齿轮便如此转下去。日子过得还算顺利。偶有男生们在屋中衣不蔽体的问题,委婉地提出,他们都羞赧地表示会改。在我住过的房间里,第一间是最干净的。因为学生毕竟还脸皮薄,不好意思糟践得过分。那时我心眼单纯,不去想“凭什么别人不做我要做”这种问题,经常挽着裤脚,用墩布把客厅厨房卫生间统统拖一遍,把水泥地擦得青灰透亮,甚至蹲着用铁丝球一点一点刮掉厕所墙上的黄灰色的污垢。

  可在后来租住的房子里,我再也没那么卖力地做过公共卫生。就像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不会把男人看得那么宝贵了。我也懂得了谨慎地节约力气,不以房间之洁净为己任。降低要求多容易啊,得过且过,还不就那么回事。

  搬到第二个房间,我仍找了一个女生合租。这次的有趣之处在于:为了分割房间,我把两条跳绳结在一起,一头拴在墙壁的钉子上,一头拴在阳台门框的中央,然后拿一床红色印花的毛巾被,搭在这条绳子上,让它垂下来造成一道幔帐。隔着这道软绵绵的墙壁,两人默不出声地早出晚归,几个月里交谈也没有超过十句。我们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聃似的生活。

  学校周围还有很多老夫妇招租,把自己单元房中的一间租给学生。包吃,房租相当低廉,条件是每天做做家务,陪老人散步聊天。凡是讨巧的人,最后发现免费的午餐里面都有沙子。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可爱的老太太是很少见的。老人屋子里陈旧家具和衰老肉体酿就的腐朽气味,并不那么好忍受。大部分老年人会有很多要求:晚上十点前必须进门,不许把男孩子带回来,女孩子一次不能带回超过两名,不能在屋里放音乐,夜里不可起夜,因为老年人睡眠不好,实在需要上厕所的话,就要极小心不可发出噪音,家务也要做得令老夫妇满意……

  他们提供食宿,是为了交换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儿孙太久不肯光顾了。年轻人要租房,他们要租赁青春的光芒,要租借少年的活力和生之趣味。其情可悯,其愚亦可悯。几乎所有这样租房的,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同班一个女生,房东大爷非说她偷东西,她争辩不过,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收拾行李出了门。

  这样的房间,处处显出受尊重的矜贵,它心知主人为得到它,精心打扮它,不惜耗尽积蓄,也知道自己能为主人面上映射出自得和喜悦之光,提供他们所沉迷的安宁。即使室内稍有凌乱,也是从容不迫的,像晨妆未竣、匆忙迎宾的主妇,蓬乱的发髻和衣襟上的褶皱看上去也颇可人。

  位于腹地那些小巧的、惹人怜爱的卧室,偶尔受主人之固邀,可得到入内参观的殊荣。精致的床头灯、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的浅色窗帘和寝具,都因极少抛头露面而猛然一惊,微微窘着、僵着,带着娇羞之酡颜,不出声地等待客人赶紧知趣离去。

  被全心全意地爱着和珍重的,不管是人或是房子、物品,总有一种稳稳散发出来的光泽。主人待在自己的房子里的时候,也显得更雍容自如,连说话声音都变得清楚了一些,就像公狮子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趴伏在树的阴影里,晃动鬃毛,打哈欠,浑身洋溢着掌握全局的松弛、满足和慵懒。

  至于那类阅人无数的出租房,久已像失掉羞怯的烟花女。老天保佑,它还具有必备的一些器官——洗衣机、空调、抽水马桶、床板床垫、衣柜板凳,好歹保证它仍具有招徕客人的资格。但由于对过多的陌生人展示,浑身都是疲乏的冷漠。墙壁、地板,每件物品上,都能看到无数双不客气、不怜惜的手。那些手留下的痕迹,未必粗暴,至少是漫不经心。

  那些售卖它的人做的一点点油滑浮浅的修饰,仅止于能遮掩它的形容枯槁,让客人不至于太快发觉它的敝旧、寒酸,以及其余难以忍受的一切。买主以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寻找能用来杀价的缺陷,并嫌恶地——有时是佯作嫌恶——大声条分缕析。付了钱、留下来的人便开始恶形恶状。他们索取无度,是为了对得起花掉的每一毛钱。没人愿意费心为它的洁净和美好负责任——责任得建立在长期关系之上,谁都心知这是露水姻缘,随时相忘于江湖,因此自私和狭隘是最正常的守势,无可指责。

  我第三次租房时,男主角薛君已经登场,并肩作战。两人一起租住的房子位于一楼,三室一厅,住有六个人,只有他一名男丁,而且只有他是学理工科的,所以换煤气罐、修理水管、购水购电、计算水电费等等任务自然落到他头上。

  其中一位姑娘家境殷实,她入住几天后,她的母亲特地衣冠楚楚地从家乡赶来,巡视她的居住环境,又把她的室友都面试一番,表示满意,临走时买回一台冷暖空调,监视工人安装在她屋里。

  这可真是大手笔!但结果是,人们对平摊电费不满。最后大家把屋里所有带电插头的东西的瓦数都报上来:电脑、电热杯、电水壶、电热宝,甚至台灯和铁夹式干鞋器。薛君整理出一排运算公式,根据每件电器的功率、使用时间、使用频率,得出每个人需要交的钱,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三位。从此人人服膺,无有异议。

  该房间是我住过设施最差的一间屋子,房东当初装修时就打算要租出去,因此各处都十分敷衍。卫生间只有一扇木板拉门,没有锁,板子上钉了个铁环,环上有人拴了一根绳子,进去之后可以把绳子系在某根水管上。其实绳子细得像粉条似的,用力一拽就断,不过是给自己心里加个屏障罢了。这块木板上还有几条裂缝,其中一条裂得比较起劲,成了细长的枣核形,如果站在外面,堪可窥一斑知全豹。屋里有的女生进去洗澡时不开灯,有的拿一件脏衣服搭在“枣核”上,聊作遮掩。

  因为设施差,大家也不爱惜,屋子脏乱得不像话。灶具上不光厚厚一层黑油泥,还披挂着经年数月炒菜时溅出来的土豆丝、葱花、菜叶(它们都干瘪得不成样子,不过还能辨认生前身份),收集起来能凑成一盘菜。客厅成了放杂物的公用仓库,行李箱、破棉被、旧衣服旧鞋旧书堆在一起,一座座山川相连。

  这间房子外本来有个半地下的储藏室,房东把它盖成一间几平米的小房,也租了出去,租给学校里一位收废品的大叔。大叔一家三口人住在里面,做饭时烟就从埋在地面处的窗户里滚滚冒出,像着火似的。这位大叔曾进来收废品,咋舌叹道,哎呀,你们大学生住的屋子,比我这收废品住的屋子还乱。

  时期虽然我已经学精了,不过偶尔也忍不住绰一根墩布拖地。奈何有心清洁,无力回天。提议要轮流做卫生呢?大家又说,哎呀屋子没那么脏嘛,哎呀我周末都回家住,在屋里根本待不了几天……自己也觉得无趣,就作罢了。

  脏乱之下,必有鼠患,何况房间还在一楼。对于老鼠来说,这屋子大概就像它们的食堂饭馆一样可爱。某次我在厨房做了点东西吃,听见背后有细碎声,回头一看,一只老鼠正在簸箕处啃吃果皮,边吃边直起身子,与我对视,目光灼灼。还有一次我进了卫生间,刚打开灯,只见一道灰影从脚边窜过,从木板门上的一个小洞里钻出去了。它竟然是从蹲坑的下水口里钻出来的!

  我向众人讲述的时候,众皆悚然。而我尤有余悸:万一是我蹲下之后,它才冒出来!鼠患是必须要治了,不然厕所都没法上。用过粘鼠纸。放置一夜后,上面似乎有些可疑的毛发,似乎是鼠儿在上面摔一跤,打个滚,便扬长而去。用过鼠药。寂寞地摆放了数日,无鼠问津。大概是鼠药不曾与时俱进,今世鼠儿们,口味都吃刁了。用过鼠夹子。又遭到室内其他人的强烈抗议,说是即使夹中了,夹得肠穿肚烂,也太恶心,这屋子还是没法住。

  最后,某位走街串巷的灭鼠人推荐一种新式武器,技穷之下,也就高价买回。这武器外貌平平,不过一只小小的塑料盒。说明书是这样写的:某位毕生与鼠群交战的教授,曾旅行各省,专门捕捉鼠群中的“鼠王”。捉住了,并不着急杀它们,只关在笼子里。此际鼠王自忖必死,遂发出哀凄尖厉的叫声,告诫周遭的子民赶快逃命。教授就躲在一旁,用录音机录下鼠王的遗言。年长日久,取其精华,集合成这一小段,只要反复播放,方圆几里的鼠族必然听从王命,四散奔逃。

  产品简介像童话又像寓言。由《胡桃夹子》得出的印象,鼠王乃恶势力之象征。然而现实中,鼠王实在是贤王,是明君。身陷绝地,竟不呼叫御林军前来勤王救驾,遗言是“别管我,你们快走”。其何壮烈也欤!这些牺牲了的先王,谥号都当得一个“惠”字。想必子民们疏散时,细长的鼠眼中都含着泪花吧。

  趁周末隔壁几个女人结伴出去看电影,我们把机器放在客厅和厨房交界处,打开播放键。整晚坐在屋里,一遍一遍听着早已作古的鼠王们的呐喊,恸哭,吱吱吱,啾啾啾,喳喳喳。鼠呼一何怒,鼠啼一何苦!

  循环播放了两个小时,在我想象中,此际鼠鼠相传,地下王国都已经收到讯息,正在紧急搬家。耗子他妈,赶紧把玉米、大豆捡大粒儿的,打上包袱啊!小四小五,一人给我叼两个花生……

  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见到鼠国民,我有一种童话成真的感觉……第四天,走进厨房时,一惊,又见到了那熟悉的、矫健飞掠的灰色倩影。

  也许川渝湘各地的鼠群,方言不通,因此听不懂吧?总之我是数战皆北,彻底技穷。不过此屋中人鼠之战尚有后续:我和薛君退租离开之后,他的一位读博的同学住了进来。此人身材短小,广东人所谓“矮仔多计”,他不但多计,而且性子极为悍勇。住进来发现有鼠,立即关门闭户,枕戈以待,居然一战功成,毙了鼠命一条。更惊人的是,他拎起这只死鼠,以绳系其尾,挂到了屋子门口的树枝上。

  这一招好比城门悬头。死鼠王的命令不顶用,死同伴的鲜血顶用了。鼠尸挂了两天,在邻居的强烈抗议下,解下扔掉了。从那之后,那间屋子再没闹过老鼠。

  这幢楼建于七十年代,原本是当地一所钢厂的职工宿舍,当年的职工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子女大多已离巢。老人们爱攒旧东西,楼道里堆满了破纸箱旧沙发,每层楼都放着一个腌咸菜、酸菜的陶缸,不懈地散发臭气。走在楼梯上,还能闻见楼道里弥漫着浓浓的“老人味”。

  老房子房型不好,采光、通风什么的就不用说了,进门是一条狭窄的走道,跟门扇一般宽窄,不关上门就没法通过走道。所有的门都跟门框不甚合作,不是过紧就是过松,像身材早就变化得天翻地覆的中年妇女,还勉强穿着生养孩子之前的旧衣衫。抽屉总是不牢靠,有的拉出来费劲,有的推回去费劲。柜子的把手五个有四个都掉了。内室的地板尚好,客厅的地板就变得七支八翘,每一块木片都摆出不同的姿势,有的拱起脊背,有的瘪着肚子,走在上面总能踩出哆味咪发索好几个音。有时夜里上卫生间,怕吵醒别人,就像走八卦阵一样,一下左,一下右,倒踩七星步,躲着那些琴键一样的地板。

  屋子里留着点点滴滴前任房客们的痕迹:镜子上的粉色小猪贴纸,和卫生间里的卡通猪挂钩,显示这里住过一个属相或爱好是猪的姑娘;水龙头、厕所晾衣架都用铁丝一圈圈缠绕过,透出中年男人的手艺和勤谨劲儿;厨房储物架子的边角,抽油烟机的边角,都贴着软纸,垫起来了,我曾好几次在那些边角上撞过脑袋,幸有前人手泽护佑,才没磕出血来,说明前房客中还曾住过一位心思细密的好人。

  我和薛君依旧挑了带阳台的主卧。室友是个大姐,四十多岁,安徽人,丈夫在上海打工,两个儿子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一家四口,要团圆一次得把京沪京广线都坐一遍。

  因在美发店任职,她的短发染成蕾哈娜那种火红色,衣服质料虽不佳,样 式总是时新的。不过浓妆之下的脸蛋还是中年妇女的松弛,整体有点秋行春令的怪诞和悲哀。

  曾问她,为什么不跟老公在一个地方打工?她说,唉,机会没那么多呀。我先在北京找到这个工作,现在也做到副店长了,舍不得走;他呢,老乡在上海开店,他过去帮手,比在北京挣得多。我家两个儿子,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一,没几年就都得给他们买房子结婚,我们还不得拼命多赚点……

  她丈夫每隔几个月坐火车来一趟,住上十天左右。他矮个,微秃,疏眉,淡黄骨查脸,除了中午晚上到厨房给老婆炖排骨、烧鲤鱼,总是敛声闭气,好似屋里没这个人。夫妻相隔两地,会面难得。我也替他们欣慰。屋子这边雎鸠在洲鱼在水,池上鸳鸯不独宿,那厢亦是桥边牛女并头眠,夜夜一树马缨花。整个单元都处于和谐的阴阳调和之中,多好!

  我被膀胱叫醒,室内还黑得浓厚。蠕动下地,靠半开半合的视野推门出屋,去卫生间。我就像夏娃懵懂着从伊甸园走了出去——我是说,当时我的“穿着”,跟没吃禁果时的夏娃是一式一样的。本来平时一直这么着,也出不了什么差错,可那天我忘了,卧房之畔多了一人酣睡。

  ……迷迷蒙蒙地出屋,转弯,跨进客厅,迎面卫生间的门洞开着,却见黑暗里有一个人影,身矮,微秃,衣裤齐整地立在洗手池旁边。

  惊魂未定,想:他肯定听见我惊呼了!唯有一口咬定是自己心虚,看恐怖片看多了,窗帘被风吹动就吓了一跳。

  早起的时候,却知道他还是生气了。只蜻蜓点水地亲吻一下就走。只吻脑门。周国平、余秋雨、陈忠实《孤独是生命的礼物也没像往常反复呼喊小名,也没五步一徘徊,表达不舍之意。

  想起李渔有一回《夏宜楼》,盛夏时众女脱个精光到莲花池中戏水,人面莲花相映红,最合心意。想到这处,不免翻出李老儿佳制,温习一番。悚然发现,当年无心不求甚解,竟错过老李之曲终奏雅:

  做妇人的,不但有人之处露不得身体,就是空房冷室之中,邃阁幽居之内,那袒裼裸裎四个字,也断然是用不着的。古语云“慢藏诲盗,冶容诲淫”,露了面容,还可以完名全节,露了身体,就保不住玉洁冰清,终究要被人点污也……

  为之汗下。暗忖,这不会是已犯下七出之条了?在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蒋兴哥对犯了错的三巧,装作没事人一样就把她休了……赶紧去查,妇人之七宗罪者,何也?曰:淫,妒,窃(藏私房),恶疾,多言(李翠莲),无子,不顺父母,但并无“不穿衣服”。

  到晚上,用心铺排一桌佳肴美点,负荆请罪。这佳肴中有亲手烤成的番茄虾仁披萨(重重地落了双层芝士),又有高汤烧制的上汤娃娃菜,可谓中西合璧,土洋联姻,便铁石人吃上一口,也不由他不心软。

  他便把昨夜的案子,细审起来:你见到他的时候,走到哪里了?他是怎么样站着?他的衣着如何?随后又怎么样离开?

  我自然不免为自己遮掩则个:堂上容禀,案发时大概四五点钟,黑得很呢,哪看得分明。犯妇刚走到墙角,一半身子还在墙后。听我一叫,那汉子低下头就赶快走了……

  这才是关系量刑的要紧问题。于是想一想,加倍小心答道:当时犯妇一手在上,一手在下。但是,但是,青天明鉴,犯妇的头发是披散在胸口的!其实足能遮住大半……

  俯首于丹墀之下,闻得徐徐道出判词:好啦,原谅你了,现在不生气了。因为这确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漫漫长夜,如厕时间很短,两间屋的人同时到卫生间去,本来就罕见得很,而隔壁两人中你撞见的又不是女人,是她的丈夫,几率又要减半。再说,她的丈夫一两个月才来住一两天……

  我听得判词,精神大振,不由得腰杆逐渐直将起来。他又叹息,做黛玉状,道:“这以后,你可都改了罢!”

  遇赦的犯妇,自然没口子称“一定改了”,又另取了细巧果子按酒,温存把盏,良人这才渐渐回嗔作喜。

  话说,跟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总有一个环节是控诉各自的合租室友——因为都是刚毕业的穷光蛋,绝大部分人都在跟人合租。最惨的一位,租进一间豪华大户型房子,便宜倒是真便宜,然而四室一厅不知被隔成多少小间,有的房间还是上下床。室内整天人影幢幢,也不知到底住了多少人,反正网速奇慢,卫生间永远有人在用。明明身在高尚社区,一进屋就成了贫民窟。直到有一次楼里火灾报警,大伙都跑到楼道里,才数出每天上同一厕所的有十个人。

  对于女租客和男租客,人们总有种“瘦死骆驼比马大”的认识误区:百分之八十的女人爱干净;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也比男人干净多了——注意,这是误区!我的女朋友们可以用绵绵无绝期的举证来驳斥这个观点。

  公共卫生是最大的问题。每个人控诉的起头第一句总是:“哎,我怎么这么倒霉,跟一群奇葩住在一起!”接下去听,这些奇葩最奇之处,差不多都在公共卫生上。有的是吃完盒饭丢在客厅里,任其堆积起来流淌腐臭的汁水,也不肯收拾;有的是洗完澡从不收拾下水口箅子上的长头发,一口咬定自己从不掉头发;有的是从不倒厕所纸篓,被人指责时却说她从来都是把纸扔在马桶里冲走,连卫生巾都是那么扔的,于是众人总算知道下水道总堵塞是怎么回事;有的是从不洗衣服所有内衣外衣袜子都攒在水盆里,放在客厅,等她妈妈/男友来给她洗,有时一攒一个月,整个客厅都是馊臭味;还有的说,合租的几个女人把马桶圈弄得有黄有红,从不刷洗……

  除了卫生,占用公共资源也是大问题:甲每次买东西都买一大堆,公用冰箱都被她的西瓜苹果酸奶塞满了,别人放不进东西。可她也根本吃不了那么多,一大半东西是直接在冰箱里放坏了扔掉,真有钱啊,扔都要扔冰镇水果;乙一到周末就全天占用洗衣机,洗床单洗枕巾洗毛巾洗袜子洗内裤,全都分开洗,从早晨九点洗到晚上六点;丙每天晚上都没完没了地用厨房,油烟机轰隆隆,唉,别人下了班也很想炒个菜做点吃的啊;丁每回洗澡都像在里面孵蛋一样,没有一个半小时不出来,她的头发是一根一根地洗吗?老式热水器烧一次水不容易,她洗一次就都用光了,别人要洗还得再等一个小时……

  控诉中间必然会愤慨:“我就不相信,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结尾必然是:“哼,我才不管,脏就脏着吧!反正也脏不死人,看谁耗得过谁。”以及互相拍肩膀鼓励“化愤怒为力量,赶紧攒钱买房子”。

  大家上学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老这么斤斤计较,想着这些琐屑之事,弄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可是——“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

  ——贫穷总有无尽的悲喜剧似的细节,比如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那些细节咀嚼得久了,居然会像臭豆腐和苦瓜一样,被嚼出点香味来。这类似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很多人首先被那些细节所苦,转而却被它们迷住,精神百倍地争吵、抢夺,糊糊涂涂地过了一生。

  当然,“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哪家有这么个孩子,估计不是挨爹娘的揍,就是早早给送到精神病院去。然而——所有人都包括在内,我们都得承认,跟一帮陌生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关于居住环境和个人尊严问题,王小波苦口婆心地论述过多次:中国人有一种特别之处,人只在“家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责任感。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他还引前辈学者的话,比如罗素的解释:中国文化里只重视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费孝通则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的“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就从来没人关心。对合租的人来说,“家”就是他租下来的那个房间,

  外面的卫生间厨房客厅有着“公用”的属性,所以就不算是“家”。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谁都不愿意让别人搭自己努力的便车,同时又想搭别人的便车,“公共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凭什么别人都不管,我要管?我管了,岂不是我吃了亏?”

  其实要说完全没有责任感,也不是的。责任感还在,只是当一群人共处,责任感立即有了推卸的可能和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分摊”和“稀释”了。

  或日,现在北上广外来人口过于膨胀,所以才会有庞大的租房人群,在封建农耕社会,过的还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吧……其实人口向发达城市流动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翻翻书就能发现,无论哪个朝代,首都和大城市永远是人满为患,寸土寸金。权贵多吃多占,商人倒腾房地产,读书人到京城奋斗谋职,当京漂,几十年也只能租房住,唯一可安慰的是能攒钱在老家起一所好点的宅子,以为致仕后终老之计。

  唐以前的资料不好找,就从唐说起吧。李唐时期中央官员人事变动频繁,在首都长安的穷京官大多租房住。白居易有租房诗《卜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却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此时他的职位是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代天子拟诰,还是攒不够买房的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则是在县署公租房里写下的。

  宋代的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趋势,坊巷制度崩溃,居民可以按照喜好自由选择住所。然而北宋时期,首都开封的房价奇高,没点家底的穷措大,管你如何才高八斗、名动九州,也万万当不起开封业主的。欧阳修贵为一代文宗,执衡枢密,始终置不下房产,“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不但没间房产,连租房也租的是一条破里弄的老屋子,环境很糟糕。苏轼在开封给儿子苏迈办喜事,没有新房,租用了朋友范景仁闲置的房子。或曰,他弟苏辙怎么没帮一把?因为小苏诗文之才稍逊乃兄,穷困之状旗鼓相当。小苏有诗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头发斑白了还没混上套房,儿子们老拿这个当话把儿敲打我。

  老租房的人,就老得搬家,哥俩都写了好多迁居诗。大苏《迁居临皋亭》:“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搬家就像在蚂蚁洞之间爬来爬去。《迁居》:“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跟房子没缘分啊,平均一年就得搬一次。苏老二《汝南迁居》:“病暑暑已退,思归未成归。人事不可期,当受不当违。客居汝南城,未觉吾庐非。忽闻鹊反巢,坐使鸠惊飞。三绕择所安,一枝粗得依。”

  即使是租的房子,破漏了也得修,苏辙有修房诗,《葺东斋》《葺居五首》,“敝屋如燕巢,岁岁添泥土。泥多暂完洁,屋老终难固”。他也知道客不修栈:“况复非吾庐,聊尔避风雨。”反正不是我的房子,马马虎虎算啦。“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苦恨无囊金,莫克偿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岂无所”。最后还要勉强说几句豁达的话儿。苏辙在七十岁时买上了房子,不是在首都,是在许昌买的。

  到了南宋,房屋租赁业已经十分发达,政府设有公租房,也有不少私人出租房屋的。租房干什么的都有,租门脸儿做买卖的,租房子存货物的,租房办书院的,甚至还有道人租店面卖卜。有时政府机关还租用民房当办公室。公家能提供的宿舍严重不足,官员们大部分都要租房住,朱熹道:“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宰相李昉、吕端微时曾一起租房,老来回首,老吕赠老李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僦,即租赁。又有王禹偁诗:“老病形容日日衰,十年赁宅住京师。”老王也曾官拜知制诰、翰林学士,也跟白居易一样穷。至于贬谪出京,知黄州,建了听雪听雨听投壶的黄冈竹楼,似乎倒比当京漂舒服多了。

  现在常见的几户合租一套房,那时也都有了,“泉州城内一空宅,数家分僦居”(南宋洪迈《夷坚志》)。政府时而会有恤民之举,《宋朝会要》:“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以雪寒,应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店宅务是京师管理公有土地房屋的官署,从真宗祥符年间开始,在大雪和节日的时候,会给租户免除房钱。当时房钱是以日计算,减免是为救济那些因雨雪无法经商挣钱的小民。后来凡皇后、太后病愈或皇族添丁等等时节,房钱和地钱都有照额

  明朝,出现了廉租房。朱棣迁都后,为吸引人口,向京城附近大规模移民屯田,又徙工匠来京。人是来了不少,没处住怎么办?朱棣下令在北京城里城外盖房子,低价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当时这些出租的公房被称为“廊房”,按照所处区域的繁华程度分为“大房”、“中房”、“小房”。住户三个月交一回房租。大房每间租金四十五贯宝钞,外加九十文铜钱,按二○一三年的比率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约为一百七十四元;中房每间交租金三十一贯宝钞,外加六十二文铜钱,约为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小房每间三十贯宝钞,外加六十文铜钱,约为一百一十六元。

  当时北京劳动人民的工资是多少呢?据文献记载,永乐初年河工月薪九百文左右,砖瓦匠月薪一千五百文左右,轿夫月薪一千八百文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当时属于低收入群体的民工,也能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租房住。

  明清时期“典房”变得兴盛起来,只需把一笔典房款付给房主,就能按租约住上十几年。这期间,典房款归典主所有,房客不用交房租,房主人也不用出利息。“典”的等级高于“租”。《金瓶梅》中,武大起初的住所是在紫石街租赁的,金莲甚为不满,“贼馄饨不晓事的,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屋,可知有小人罗唣!不如添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他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侮。”可见典房是有“气概”的高级住法了。那么典一套房的价格大概

  多少?金莲卖了首饰,“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十数两银子,约合人民币三千块左右。

  清朝时候,京城地价持续高涨,京官的流动性依然很大,外地来京官员解决居住问题的法子,仍是租房。不过清代官员们比白居易欧阳修他们都更要体面了,陋巷斗室是不能租的,穷归穷,租一套四合院是底线。

  清政府的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按照清律,皇帝五更上朝,即卯时,相当于凌晨五点至七点。官员们一般寅时就要候在午门外,相当于凌晨三点到五点。三点多就要到单位等着开会,又没有地铁公交可坐,要再住得远一点儿,这晚上还能睡吗?所以很多京官集中租住在宣武门外,因为宣武门外离正阳门很近,能少花点路上的时间。宣武门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曾住过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晚清时同治的帝师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七十一号,左宗棠住过十六号,刘光第住过二十九号。

  一套适合京官居住的房子租金是多少?爱写日记的曾国藩留下了珍贵的研究材料:道光二十年,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下一处住宅,全年租金大概是六十七两银子,一两银子约折人民币一百五十到两百元,年租大约一万多块钱。不过此时老曾的俸禄(法定收入,不算灰色收入)也仅是一百二十四两银子,光房租就花掉一半年薪了。

  民国时期世道不好,楼市乱象丛生,有志青年们聚集在北上广的,都要经历租房之苦。《春明外史》中,农村出身、家境贫寒的杨杏园,虽在京城报社担任主笔,但还是在会馆租房住。沈从文的《记丁玲》写过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的生活:“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地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

  在沈从文的《记胡也频》里写过,“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像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

  《记丁玲》中写不久沈从文去了上海,丁玲和胡也频也跟了去,“(沈)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

  这合租生活,不可谓不惨了。不过,有志青年们挤在出租屋里睡地铺,是励志之韵事。想那林书豪在成名一战的前夜,还舍不得花租房的钱,睡的是队友菲尔德斯家的沙发。睡完沙发,第二天他在球场上就爆发了。此事结局更妙:那张睡出了大球星的沙发最后结局如何?菲尔德斯说,不好意思,那张沙发是我租来的,已经退回家具租赁公司去了……

  薛君初到北京谋职,找不到住处,赖有同学收留,他就睡在人家屋里的沙发上。我常赞道,睡沙发乃是发迹变泰之肇始,世间穷通无定,别看咱夫妇此际无立锥之地,待你将来阔绰了,封妻荫子,你则翩翩裘马我则楚楚衫裙,咱二人到那家里去,豪掷千金,买回那条沙发,供放家中,提醒子孙克绍箕裘。为妻便为你作一本传奇,名唤《沙发记》……

  沈从文讲到自己和丁玲、胡也频的租房生活时,曾说:“有许多年轻人是那么过下来,且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他所说的这“许多年轻人”中,尚有郭沫若、茅盾、鲁迅、梁实秋。他们都在上海弄堂租过亭子间,很多文思,就是从亭子间的叫卖声吵架声麻将声里,十分艰难地诞生出来。鲁迅在

  《病后杂谈》里絮絮叨叨地抱怨上海的高房租,还很仔细地算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四十,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

  ——房租高,稿费贱,文字不值钱,文人养家难,这情况,到如今也没什么变化。当然,这些年大伙其实都看清了鲁迅的真面目:周先生是个有钱人。就说暂住上海的时期,人家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四万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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